“我到现在为止还没退役。”43岁的射箭残奥冠军高芳霞正备战即将在粤港澳大湾区举行的全国残特奥会，但对她来说，体育从来不局限于“训练和赛场”——她创办了一家同时面向健全人和残疾人开放的融合健身房，“想让体育可以平等地影响每个人”。

　　2018年，在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扶持下，高芳霞与团队在北京开设了We+健身中心。初衷很简单：一方面，“残疾人运动员退役后，就业范围太窄了”，她想给同伴提供就业场所；另一方面，她希望给残疾人提供一个安全、友好、无障碍的健身空间，“让残疾人的健身需求被看见”。

　　“‘We+’的意思是‘我们一起，有碍的我们寻找有爱的你’。”高芳霞说。

　　　　为什么是健身房

　　“从我家到这里，坐地铁得一个半小时。但只要健身房有活动，我肯定来。”脊柱裂患者赵灵记得，以前，他的锻炼方式仅限于“摇着轮椅行进2到5公里”，直到3年前，他得知北京双井地区有一家对残疾人开放的健身房We+，便从丰台开始了每周一次的“跨区健身”。今年，We+健身房搬迁至约20公里外的东坝地区，“路上时间翻倍，但我还是舍不得放弃。”赵灵说，“大街上的健身房不少，但大门能让轮椅通过的几乎没有”，We+是他能找到的“唯一选择”。

　　残疾人健身的困境普遍存在。前国家轮椅击剑运动员秦铮记得，她退役后想找健身房维持体能，“可一想到坐着轮椅进去的场景，心里就发怵。从来不敢去大众健身房询问，就怕被一句‘不方便’泼冷水。”

　　“残疾人和大众健身房之间隔着3层屏障。”We+运动健康服务中心东坝地区运营经理赵京生说，首要难题是无障碍设施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后，大型场所的无障碍设施改善很多，但大量小型健身房仍存在硬伤：多数选址在无电梯的半地下，即便有电梯，入口闸机宽度不足，轮椅难以通行，配备无障碍卫生间的也寥寥无几。”

　　此外，在不少健身房经营者眼中，残疾人属于“小众群体”，投入成本与收益不成正比；同时，健身房内的重量型器械容易导致磕碰风险，也让运营者不敢轻易接纳残疾人。

　　更重要的是，不少残疾人认为“健身与我无关”，将运动视为遥不可及的事；即便有尝试意愿，也会因担心他人异样眼光而打退堂鼓，“哪怕对方语言再客气，眼神里的距离感也会让他们产生排斥心理”。

　　对此，高芳霞感触颇深。“我24岁才第一次接触残疾人体育，以前也疑惑‘我没有腿怎么运动？’”直到2004年雅典残奥会，她看到中国选手王燕红夺得射箭冠军的画面，才打破认知误区，“或许我也可以当运动员”。于是，她辞去稳定工作，只身赴京投身射箭运动，一路从“试试看”打到残奥冠军。

　　可让残疾人参与运动并非只有竞技体育一条路。“很多残疾人忽视了运动的必要性，运动不仅能锻炼身体，更能增强自信。”在We+担任前台的秦萌性格开朗，说话时喜欢挥舞双手，很难想象9年前的意外给她留下的创伤——“车祸导致我脊髓损伤，四肢瘫痪，翻身、吃饭皆不能自主。”为了摆脱这一切，她积极配合康复训练，“4年没出家门”，最终才恢复到如今能够独立生活、工作的状态，因此，她总跟残疾伙伴说：“我能做到，你肯定能做到。”

　　初到健身房，秦萌对健身器械好奇又胆怯：“我能玩吗？会不会摔下来？”在驻场教练的鼓励下，她第一次尝试腹部训练器械，“我还能做这个？太帅了。”她把训练视频发到朋友圈，“好多残疾人朋友问我‘我能做吗’，我告诉他们‘只要有转移能力，一定可以’”。如今，她不仅能熟练使用多种器械，还会主动提醒：“小心轮椅后翻，转移时找教练帮忙，量力而行最重要。”

　　“健身是‘刚需’，增强上肢力量能帮我们更好地使用轮椅、完成日常转移。”体验者王心静说，“其实大部分坐轮椅的人都希望锻炼，但不知道该怎么锻炼。我们需要专业教练指导下的科学运动。”

　　体验者李柳此前陪孩子运动，只能在一旁观看，自己却因器材不适、无障碍设施缺失，直接打消了询问的念头，“经常是到健身房门口看一看，就默默离开”。她说，倘若有更多健身房能向残疾人敞开大门，“起码有一个无障碍卫生间，有一两项适合我们的器械并标识清楚，我非常愿意尝试。”

　　　　一扇不只通往健身房的大门

　　宽敞的通道、无障碍设施、专业的辅具支持，从健身房设计之初，高芳霞就考虑到轮椅使用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这里成为一个“残健融合”的空间。

　　据赵京生介绍，目前，健身房75%的职工是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通过“分时段管理”平衡公益与经营：每天有两个时段为持证残疾人开放免费体验，“每天大概有10到15名残疾朋友预约体验”，令他欣喜的是，健全人会员正逐渐习惯这种融合氛围。

　　因“离家近、宽敞”，健全人会员王辰走进We+，他很快发现这里的“不一样”——前台有残奥运动员、咖啡角有听障咖啡师，不时有残疾人来店锻炼。“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跟听障咖啡师沟通，后来发现有专业设备，点单时语音转文字，特别方便。”王辰发现，3个月下来，与残疾人工作人员的日常互动已成为他健身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任何顾虑，反而觉得这种氛围很温暖”。重要的是，残疾人锻炼时的坚持与投入让他深受激励，“他们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不行？”

　　曾在传统健身房工作的薛涵文，厌倦了销售KPI的压力，被We+多元的服务及淡化竞争的氛围吸引。起初，他也有顾虑，“不敢一直盯着残疾人同事看，连‘残疾人’这个词都不敢说，怕冒犯”。但接触下来，“大家相处得特别自然”。一个月后，他便主动向新会员介绍健身房残健共融的特色。

　　虽然薛涵文的服务对象仍以健全人为主，偶尔需要指导残疾人使用器械，但为了能更有效地提供帮助，他讲解前会坐到轮椅上“换位思考”，还在工作之余主动了解不同的残疾类型，“评估对方的日常行动能力，再给出锻炼建议”。

　　“大家对残疾人不是不关心，而是缺乏了解。”作为前台，每次秦萌滑着轮椅出现时，“健全人会员100%惊讶”，很多人会客气地说：“不用麻烦您”，这时秦萌就会开个玩笑：“您想麻烦我，得先追得上我”，被冻结的尴尬气氛瞬间融化。

　　主动破冰，也曾出现在We+最困难的时期。

　　高芳霞从不将健身房的公益属性当作噱头，“我们首先是面向市场的健身中心，要活下去才能做更多事”。新冠疫情期间，健身房亏损严重，但她和团队从未放弃，教练自愿开展线上课程，带领特殊儿童家长和残疾人居家锻炼。

　　“4个人服务1位妈妈，我受宠若惊。”高杨回忆，作为脑瘫孩子的母亲，她深知家长身体好才能更好地照顾孩子，不料这次免费的专业健身资源，不仅让她有了锻炼机会，也为儿子苏子义打开了新世界。

　　最初，去健身房给苏子义带来的是身体上的变化，“手劲明显大了，腿也比以前有力”。之后，借助We+公益岗，母子俩入职承担起保洁工作，每周有三天，早上8点半，高杨骑电动车载着22岁的儿子从家前往地铁站，再转乘1个小时地铁去上班，对他们而言，这段路途“意味着人生轨迹的根本转变”。

　　转变并不轻松。高杨离开职场20年，苏子义更难适应普通工作节奏，“情绪低落了一段时间”，转机出现在第二十多天——在地铁上，苏子义突然兴奋地指着广告牌上的“工作”两个字，高杨感慨道：“虽然他还不懂工作与收入的关系，但起码看明白了这两个字。”

　　变化在点滴中发生：曾经拿不稳抹布的苏子义，现在会主动给器械消毒；并从害羞躲闪进步到磕磕绊绊地学习手语。“在这里，我们不仅是母子，还是同事；他不仅是受助者，也是工作者。”高杨说，“这种平等和尊严，是别的地方给不了的。”

　　被We+改变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大众健身房前来“取经”。赵京生分享经验：“安全是前提，要接纳需求差异，以平等心态对待。”在他看来，体育锻炼对残疾人最大的意义，是让他们敢于走出家门、尝试新事物，让健身成为融入社会的“敲门砖”。

　　“我们不需要特殊照顾，只需要平等进门的机会。”赵灵坦言，以北京为例，2008年奥运会后，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增强，“地铁、公交十分便利，但健身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和期待仍有距离”。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健身房向残疾人敞开大门，这扇门背后，不仅是器械和场地匹配，更是一种被看见、被接纳的可能，“我们能出门，能运动，能服务社会，这才是真正的融合。”赵灵说。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