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9年间，何静写下6封遗书，内容简洁明了：银行卡号，密码，遗物处理方式，“除了卡内余额有变动，其他内容基本没变”。有一句话她重复了6次：“若出事，无需寻回，让我留在山里就好。”

　　每一封遗书对应着一次或多次向极限的奔赴。从2017年马纳斯鲁峰首次尝试无氧攀登开始，到2025年9月23日重返马纳斯鲁峰无氧速登海拔8163米的真顶，何静就此成为全球首位无氧登顶（新规则）14座8000米以上雪山的女性登山者。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登山爱好者。”1988年出生于陕西西安高陵的何静，18岁前对自然的记忆只有广袤的关中平原，“2006年和同学去秦岭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山”，同学记得她在山顶说“这就是我以后想干的事”，而在日后成为一名石油领域科研工作者的她却不记得这句话。

　　一次重大的家庭变故，还是将何静推向了高山。2011年年末姥姥突然离世，由姥姥带大的她为了“逃离那种巨大的失落”，决定次年春节跟随朋友去登四姑娘山二峰，“站在高处，物理意义上我能离姥姥更近一点”。当时的她对登雪山一无所知，临时凑了装备，带着一件普通长款羽绒服就出发了，“去了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最终，她穿着临时借的登山服才完成登顶。

　　站在顶峰，恰逢日照金山，金色霞光洒在茫茫白雪上，稀薄的空气中只有自己的心跳与呼吸，世俗的烦恼在此刻烟消云散，何静感到自己被治愈：“原来登山的魅力，在于让你直面生命本真，所有的痛苦都变得渺小。”同行山友的一句玩笑话种进了她心里，“你有登珠峰的潜质啊”。

　　几个月后，她参与攀登甘肃透明梦柯冰川，但这次，何静目睹了一个女孩滑坠的过程，她第一次深刻意识到登山不是浪漫的冒险，而是与风险的博弈，“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具备随时应对风险的能力”。此后，她开始花大量精力研究登山过程中的各类风险点，“除了自然因素外，攀登者的判断、技巧、心态和体能非常关键，这是我能自我掌控的部分”。

　　在旁人看来，何静的自我掌控近乎偏执：为了储备体能，她平均每日训练达5小时，早上五点半起床跑步，骑车往返40公里上下班，中午利用休息时间加练，周末负重在秦岭徒步10小时，“把训练融入日常生活，才能让身体处于一种随时可以出发的状态”。刻苦训练的原因很简单，“我不想留在山上”。

　　2016年，西藏的卓奥友峰成为何静首次攀登的8000米以上高峰，攀登标配是两瓶氧气，而何静只用了一瓶，这让她产生了无氧攀登的念头——所谓无氧攀登，即从大本营出发就不能携带任何辅助氧气，任何环节吸氧都视为无效，这在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是在挑战人类生理极限。但在何静看来，这更是一种剥离一切侥幸、直面生理与心理极限的纯粹对抗。

　　计划在第二年悄悄实施。何静在马纳斯鲁峰进行了第一次无氧尝试，她谁也没告诉，怕失败，怕被笑“不自量力”。她在7400米营地经历了头痛欲裂的不眠之夜，便开始迎接无氧状态下每一步向前带来的全新体验：冷，对体温的变化格外敏感；慢，每迈出一步都需要5秒缓冲；喘，海拔过了8000米，氧气浓度只有海平面的1/3，呼吸3到4次才相当于平原呼吸1次，“但不能大口喘气，否则会让冷空气进入肺部，引发肺水肿就完了”。何静注意到，她还在向山顶挪步时，同队已经有人开始下撤，无氧状态下，她只能调动全身能量专注脚下，“走一步是一步”，她成为队伍中最后一个登顶者。

　　一个月后，何静才在朋友圈低调分享了无氧攀登首战告捷的消息，配文“小荷才露尖尖角，梦想之旅笑开颜”。但她告诉自己“这或许只是侥幸”。

　　这个判断在攀登马卡鲁峰时被验证。那时她不懂科学适应方法，仍沿用首次无氧时“直达高营地”的模式，原计划4天3夜的拉练，最终她和向导在山上被困了8天7夜。“每天都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往上走两步就被暴风雪打回二号营地，死亡感一点点逼近。”她认真问自己，“我真的合适无氧吗？”

　　理性占了上风：不是放弃，而是调整方法。这段经历让她彻底明白，高海拔适应不是一味向上，而是“登到一号营地返回，再登二号营地返回”的反复过程。回到日常，她增加了戴“阻氧面罩”爬楼、瑜伽等训练，刻意练习鼻吸鼻呼以减少冷空气伤害。她还要求自己即便登山时恰逢生理期也拒绝用药干预，“我必须清晰判断身体不适是源于海拔还是药物，不能让非现场因素干预我的判断”。她学习感知身体的细微变化，对体温尤其警惕，“在过去近9年里，我没有发生过任何冻伤，这是我无氧攀登14座高峰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一开始，我就没树立过要完成‘壮举’的目标。”何静坦言，她并非为征服或纪录而登山，吸引她攀登的只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专注，和人与自然对话时的全身心投入，即便水到渠成，站上了创造历史的节点，“我还年轻，可以慢慢来”的心态也不会让她在山峰面前失了分寸。在她身上，对目标的执着与对风险的敬畏，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平衡——她会在距离干城章嘉峰顶峰仅100米时，因落石风险果断下撤，又在天气转好后再次尝试，“我可以为过程努力，至于结果，取决于山是否接纳你”。

　　第一次拒绝何静的就是珠峰。2021年4月，何静准备无氧攀登珠峰，可惜当年珠峰天气状况不佳，导致攀登窗口期缩短，无氧攀登风险陡增，但携带氧气还有机会登顶。有人劝她先有氧登顶，但何静选择了放弃，“人会习惯走捷径，一旦有氧登顶，我可能就再也没勇气挑战无氧了，我不能给自己贴上‘我不行’的标签”。

　　下撤后，何静经历了比在8000米雪线上更窒息的一段日子。她受新冠疫情影响滞留国外16个月无法回家，其间，来自健康、家庭、工作的问题被“回国遥遥无期”的现实包裹成雪球，越滚越大，但她没有崩溃，反而选择“只能做一件事”——为来年的珠峰无氧攀登做准备。每天训练，用极度的自律对抗巨大的不确定性。

　　2022年5月14日，何静无氧登顶珠峰，“创造历史”的机会才逐渐变得清晰。

　　3年后，当真正呼吸过14座高峰稀薄冷冽的空气后，何静的脑海里却鲜有壮美的景观或激动人心的时刻，“更多是一些痛苦的回忆和一些来来去去的人”：攀登乔戈里峰时，跟随她的向导被落石砸伤腿，“他的血染红了白雪，手术时只能用针线简单缝补伤口”，即便如此，向导记挂的仍是如何保证她继续冲顶；86岁的西班牙登山者从40多岁才开始登山，15次挑战一座山失败，却认为“每一次全身而退才是成功”，这让她学会接受失败；帮离世的德国向导整理物资也让她大为震撼，“药品、保险单、妻子电话、天气记录一目了然，这才是专业登山者的样子”。

　　登顶最后一座山峰前，何静在工作上做了全新的选择，“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她不愿将自己登山的代价转嫁他人，更不愿辜负那些为她“圆梦”而支持、忍耐、付出的人。

　　“登山不是我个人的荣耀，登山本身也并不比其他运动更高级，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何静说，创造历史后，她被外界贴上很多标签，但她不喜欢标签，“何静是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至于无氧登顶14座高峰的历史，“如果能给更多人种下一颗种子，就是它的意义，但于我而言，我只是够幸运地完成了一件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本报北京1月12日电